  舒淇首次执导的电影《女孩》以半自传式的镜头，剖开了一个女孩在1980年代末台湾的创伤青春。影片用克制的影像语言讲述了一场没有和解的成长突围，刻意隐去父母姓名，仅以男人女人指代，凸显家庭角色背后的权力结构。女孩的日常是蜷缩在帆布衣柜里入睡，拉链的微响与门外父亲的重拳形成声效对峙，恐惧具象为帆布上蜘蛛捕食蟑螂的阴影、梦中从帘外伸入的巨手。这些细腻刻画拼凑出东亚家庭中长女的典型困境——承担家务却被情感放逐。
  转学生莉莉的出现撕开了黑暗裂缝。这个涂口红、翘课抽烟的坏女孩带着女孩钻过学校树洞，在河边幻想用书包绳上吊自尽，又狼狈跌落。莉莉自称父亲出轨，模仿第三者卷发红唇说大人都是臭的，揭露暴力的另一种形态。舒淇在访谈中坦言，莉莉可能是女孩的精神投射——当现实太暗，幻想便成为自救出口。雨夜成为命运转折点：女孩隔着红色铁栅门呐喊你跟他离婚好不好，母亲却沉默推开她。这场戏精准复刻东亚母女的悲情悖论——彼此怨怼又相互怜惜。
  当母亲最终将包裹塞给女孩逼她离开时，递出的既是驱逐也是救赎；而父亲醉酒车祸死亡的潦草收场，暗示暴力的戛然而止从不意味创伤愈合。成年后成为运动员的女孩重返旧居，结尾那碗凉透的素面线成为全片最刺骨的留白。她埋头吞咽时滚落的泪水，不是原谅而是对伤痕的确认。家中陈设如故，电视机仍靠拍打才能显像，母亲生疏的寒暄与父亲灵位的刺目，宣告时间无法弥合的鸿沟。正如舒淇强调：父母造成的伤害无法抚平，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和解，而是关于理解。
  电影对舒淇而言，是一次剖开童年伤疤的自我疗愈，更是一场将私人创伤转化为公共救赎的勇敢仪式。她的童年充斥着父亲酗酒后的摩托车轰鸣声——那是家庭暴力即将发生的信号。电影中女孩蜷缩在布制衣柜里的窒息感，正是舒淇的真实经历。她至今仍因童年阴影恐惧密闭空间，这种烙印在骨子里的伤痛成为电影的情感内核。影片中母亲既是家暴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复杂形象，源自舒淇对母亲的观察。她曾坦言：母亲打我时，其实在复制她承受的暴力模式。
  首次执导对舒淇意味着打破演员身份桎梏。从侯孝贤鼓励她拍最熟悉的故事，到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奖，电影成为她找回创作话语权的证明。剧本诞生经历波折，2009年侯导首次建议她创作自传故事，但自我怀疑让她拖延至2013年才动笔。结局因抗拒女孩长大后变成舒淇的俗套设计停滞四年，最终在2023年闭关15天完成。为保护小演员并避免消费创伤，舒淇摒弃直接展示暴力，用声音隐喻、超现实符号和环境造境营造心理压迫，还原压抑氛围。
  无数观众在影院泣不成声：女孩偷吃同学面包的羞耻、母亲当众掌掴的屈辱、那句哽在喉头的你为什么不离婚，成为东亚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共同记忆。有观众写道：那碗塞满肉的细面不是和解，而是承认伤痕永存。舒淇拒绝将苦难转化为商业噱头，这种克制让影片入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被评价为用留白取代煽动的女性叙事革新。电影上映后，舒淇发起给童年的自己写封信活动，将私人痛苦升华为公共疗愈，让《女孩》超越电影范畴，成为社会情感教育的载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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